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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本条目的主题不是新四軍。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军旗
存在時期	1931年－1937年
國家或地區	中華民國
效忠於	中国共产党
部門	中国工农红军
種類	陸軍輕步兵
規模	起初約4.5萬人員 鼎盛时8万余人
直屬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駐軍／總部	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等地
專用顏色	灰色制服
參與戰役	第一次国共内战
指挥官
象徵性指揮官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张国焘
著名指揮官	总指挥 徐向前 政治委员 陈昌浩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并称，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鄂豫皖作战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1]，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实际领导权由张国焘控制。下辖红四军（军领导由方面军总部兼任）和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总兵力共4.5万人。时为中国共产党控制下仅次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而此时蒋介石开始组织第三次围剿战争^[2]:3，并派国民革命军十五个师围攻鄂豫皖苏区红军^[3]:169。徐向前首先组织黄安战役，采用围点打援战术围困第69师驻扎的黄安，并成功围攻第33师全部及31师一部，之后攻下黄安，击溃俘获一万五千余人，活捉69师师长赵冠英^[3]:176[2]:7。1932年初，徐组织商城潢川战役，重创汤恩伯的国军第2师，并攻占商城^{[3]:177-179[2]:11}。3月指挥苏家埠战役^[4]:133-135，继续采用围点打援战术^[2]:13，全歼国民革命军第7、46、55师，3万余人阵亡^[2]:15，活捉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4]:131[3]:185}。6月，第四方面军发动潢川光山战役，击溃张钫的第二十路军，击溃近万余人^[3]:186，红四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3]:187[2]:15-16}。基于前几次围剿战役的失败，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战役，并亲自挂帅指挥^{[3]:193[2]:16}。

7月，红四方面军在夏店中央分局讨论红军行动方针，徐向前力主休整待敌，反对张国焘持续进攻意见^{[3]:194[2]:17}。10月，蒋介石派遣胡宗南的第1师、黄杰的第2师、李玉堂的第3师等主力师进入鄂豫皖苏区，采用“并列推进、步步为营”等战术，以卫立煌、陈继承等纵队形成梯队前进，以避免此前红军的围点打援战术^[3]:196-200。而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因装备及准备不足，在黄安战役、七里坪战役中双方发生惨烈拉锯战、损失巨大^{[3]:201-204[2]:21-26}。同年九月，徐向前与张国焘、陈昌浩电告中央撤退^[3]:205。红四方面军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徐向前及众军事将领决定红四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2]:33[5]:621}，留沈泽民、吴焕先、王平章率红二十五军在当地进行游击^[3]:212。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出平汉路，跳出包围圈^[3]:215-216。之后卫立煌、蒋伏生、胡宗南、萧之楚、刘茂恩等部开始堵击，双方在新集、土桥铺发生激烈战斗^[3]:215-218，红四方面军被彻底围攻于漫川关^[2]:36-38。此后，许世友部在垭口打开缺口^[2]:45，徐向前率部队于11月13日黄昏突围成功^[2]:48。11月24日，红四方面军越秦岭后进入关中平原^[2]:51，与杨虎城部发生对战^[3]:219-224，逼近西安南郊^[2]:52。12月初，部队南下再越秦岭，南渡汉水进入汉中地区，至此摆脱各路国军的尾追堵截，全军尚存一万四千四百人^{[3]:228-229[2]:56-57}。12月底，全军越过大巴山，进抵四川通江，创建川陕根据地^{[3]:229-231[2]:62-65}。

川陕作战

由于当时川军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有利害冲突，刘茂恩、胡宗南部无法入川^{[3]:256[2]:79}，红四方面军在进入川北后随即进行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3]:253-255[2]:68}。1933年1月，徐向前率领部队与川军李炜如、罗迺琼部进行交战并获胜^[2]:68-69，后攻占巴中^{[3]:256[2]:73}。次月，四川军阀内部停止混战，并于静侯馆召开协商^[2]:80。田颂尧被蒋介石任命围剿总指挥，负责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围剿位于川陕根据地的红军^[6]:96。其分左中右三路围攻部署，共产党史称“反三路围攻”^[3]:276；而徐向前则以战线较长、兵力相对少等原因，采用“收紧阵地、积极防御”部署红四方面军^{[3]:279[2]:84-85}。战役初期红军以退为进，主动放弃巴中等县城，采用“诱敌深入”方式消耗对方，并最后进行反击战^[2]:86-95。该战役历时四个月，红四方面军共造成川军伤亡两万四千余人^[2]:95，田颂尧亦被撤职^{[3]:288-289[4]:211}。此外，该战役后杨虎城的西北军与红四方面军签署了秘密互不侵犯协议^[7][3]:289。在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田颂尧部队激战同时，张国焘开始新的一轮肃反运动，逮捕杀害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吴展等人^{[3]:296-298[2]:98-99}。在反三路围攻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于同年7月召开木门会议，结束肃反运动^[2]:100；并进行部队整编，全军共四万余人，下辖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3]:298-299[2]:101}。该会议后，徐向前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3]:298[2]:101}。

1933年8月，徐向前率领红军展开三次大型进攻战役^[6]:102。8月12日，仪南战役爆发，红四军通过攻占仪陇县和南部县，并占领多处盐井，解决根据地用盐问题^{[3]:320-323[2]:112}，击溃三千余川军^{[3]:324[2]:113-115}。9月20日，徐向前发动营渠战役^[2]:116，进攻并攻占营山、渠县等杨森防区要点^[2]:118-119，再歼川军三千余人^[3]:325。10月17日，发动宣达战役，与川东游击队^[2]:123-124一同重创刘存厚部^[2]:119，占领宣汉、达县^[2]:112-114，根据地向东扩展二百余里，生擒川军三千余人^[3]:330-334，占领兵工厂^[3]:335、并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3]:336[2]:125}。三次进攻战役后，红四方面军占领八座县城，部队达八万余人^{[3]:336[2]:125-126}。

红军在四川的连续进攻引起了四川各路军阀的联合^[6]:105。1933年末，刘湘被任命为总司令主持围剿红四方面军^{[3]:341[2]:126-127}。当时徐向前仍带领红四军南攻廖雨辰部，却与刘湘主力第三师王陵基部碰头、发生遭遇战，共产党史称的“反六路围攻”的战幕随即揭开^{[3]:342[2]:128}。刘湘主持战略，邓锡侯、田颂尧、李佳钰、杨森、王陵基、刘帮俊分兵六路进攻，兵力超过20万人^{[3]:343[2]:128-129}。此时红四方面军继续采用“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发动群众”战略^{[3]:344[2]:130-131}；并分兵两路，由徐向前、王树声各负责东西战线，徐负责刘湘主攻方向，陈昌浩居中调度，张国焘坐镇后方^[3]:344-345。双方在万源阵线形成相持拉锯战^{[3]:360-362[2]:152-157}，之后红军开始反攻问题上徐向前与张国焘发生冲突^[2]:161，后不得不听从张的意见^[2]:162。尽管未能击溃刘湘主力，刘仍因督军不力被蒋撤职^[3]:363；之后徐奔赴西线指挥，率领李先念、程世才等违背张国焘命令而进行大纵深迂回^{[3]:367[2]:163}，在黄猫垭围困川军，一天一夜击毙活捉川军一万四千余人^{[3]:368[2]:164}。川军其他西线部队遂纷纷溃败，川军六路围攻至此告终^{[8][4]:211[2]:165}。该战役中川军损失八万余人；而红军亦损失两万余人，根据地受到严重损伤，补给严重不足^{[3]:370[2]:167}。

1934年结束、耗时十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使川陕根据地元气大伤，物资短缺、补给困难^[3]:380；而此时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中央红军亦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长征^{[3]:382[2]:166-168}。同年9月，蒋介石组织“川陕会剿”计划，复职刘湘^[2]:171-172，并要求西北军杨虎城参与围剿^[2]:172；此外并派遣胡宗南、上官云相等部进入四川^[3]:381。同年11月，红四方面军组织连级以上干部参加毛裕镇会议，徐向前制定向川陕甘发展的新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2]:168：进攻甘肃南部，主攻胡宗南部；以控制嘉陵江、接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3]:384。1935年1月22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红四方面军“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接电后，红四方面军在广元县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打造船只，解决渡江工具；收缩东线部队，主动出击陕南，调动敌人北移，创造渡江条件。红四方面军随即发动广昭战役，徐向前率领主力围困广元、昭化，计划围点打援^[6]:119。不过胡宗南并未派援，而红军亦无法攻克广元、昭化，徐向前于是撤兵^{[3]:391[2]:176}。而此时共产党中央已结束遵义会议并开始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并命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2]:177，策应中央红军北上^[3]:393。同年2月，红四方面军经宁强北上进入陕西南部，攻占沔县^{[3]:395-396[2]:179}。3月，部队南下攻占仪陇、苍溪，并击败俘获田颂尧、罗泽州部三千余人^{[3]:397[2]:182}。

长征

1935年3月29日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9]，令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将近十万人放弃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向西挺进。4月，红四方面军攻下剑门关^[3]:398-400，前后共击溃川军一万余人^{[3]:404[4]:238}。红四方面军在当地进行休补装备^[2]:173-174，并扩员至八万余人^[3]:411。当时蒋介石为防止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调遣刘湘、邓锡侯、孙震、胡宗南、唐式遵、李家钰等部围攻^[6]:122；张国焘在江油附近召开红四方面军会议，决定撤出川陕根据地^[2]:192，进攻北川、茂县、理县等地，建造川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3]:411-412。5月12日，徐向前率领红九军、红三十军由北川西进^[6]:123；15日，占领茂县^[3]:413；18日攻克彰明；21日攻克北川^[2]:190。随后红军一部攻下理县^[3]:414；李先念西进小金川、攻下懋功，迎接中央红军^[3]:415。6月13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10]。两军会师后，确定统一的战略方针成为首要问题^[6]:127。6月16日，中央红军主张总方针为占领川陕甘三省，以岷江、嘉陵江上游地区为立脚点，伺机进占甘南和陕南^[3]:423。而张国焘和陈昌浩则主张暂时南下攻岷江以西的地区，以解决部队给养^{[3]:424[2]:211}。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复电中共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11]。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两河口开会，制定松潘战役计划^[3]:426，徐向前率领一部进行战斗^[3]:427。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博古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2]。当时红军已经占领毛儿盖，两个方面军进行编制调整，以加强团结^[2]:235-236；徐向前兼任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3]:432-433。此时蒋介石指挥胡宗南部坚守松潘，并派遣王均、于学忠、马家军、薛岳等参与围剿^[3]:435-436。因为国军在松潘固守，于是红军改为执行夏洮战役，即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进攻洮河，创建甘南根据地^[3]:437。此外，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以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指挥部指挥；以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13]。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了在两河口会议提出的战略方针，并增补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14]，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5]；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6]。而张国焘此时主张解决战略政治问题，并坚持红军分左右两路军，于是中共召开毛儿盖会议，会中徐向前、陈昌浩支持毛泽东北上东进路线^{[3]:440[2]:241}。会上并确定：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彭德怀负责右路军北上，并率先进入若尔盖大草原，进攻包座^{[3]:441[2]:242}；而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进攻阿坝后，过草地后即与右路军靠拢会合^[3]:441。8月26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徐向前率领红三十军、红四军发动快速战攻下包座^{[17]:434[2]:271}，击溃胡宗南部第49师大部^{[3]:445[6]:132}，击伤师长伍诚仁，歼灭四千余人^{[3]:446[2]:274}。

然而，左路军则迟迟不肯北上离开阿坝、与右路军会师^[6]:133，张国焘与毛泽东在红军主力进军方向上出现严重分歧^{[3]:447[2]:277-279}。张国焘借口嘎曲河河水上涨，命令左路军按兵不动^[18]。9月8日，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帅原红四方面军南下^[2]:281-282，张毛的矛盾彻底公开化^[3]:448。徐向前与陈昌浩只能向中央汇报^[2]:282；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与徐向前联合致电左路军要求北上^{[3]:450[2]:282-283}。9日，张国焘则致电继续坚持南下^{[3]:450-451[2]:284-285}，这时徐向前与陈昌浩亦犹豫南下事宜^[3]:450。当晚毛泽东亲自到徐住处，问徐意见^[6]:134。徐向前表示，两军既已会合，就不宜再分开，红四方面军也不宜再分为两半^[3]:452。

9月10日，党中央决定独自北上，并于夜间带领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红一、三军团离开甘南^[2]:286，次日凌晨红四方面军才知道消息^[3]:452-453。为了坚持红四方面军的完整性，徐向前率余部南下，再过草地，在党坝与左路军会合^[3]:457。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自任党主席^[19]，并宣布“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20]:526。会上表示反对的刘伯承亦因此降职^[3]:459，主张团结的朱德与徐向前只能主张先打开局面。10月7日，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21]:221。随后红四方面军攻占崇化、抚边、懋功^[22]。之后，红四方面军继续南下，攻占宝兴、天全、芦山，击溃国军五千余人^{[3]:468[2]:313-314}。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与川军在百丈进行决战，之后国军攻占百丈^[2]:319-320。该战役后，国军死伤一万五千人，红军伤亡亦近万^[3]:471。此时，薛岳、李抱冰从南部、东面进行出击，红四方面军只能转为战略防御阶段^[3]:473。12月5日，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等人将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21]:241。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从莫斯科抵达陕北，向张国焘发电通报消息^[23][21]:243。张国焘借机致电林育英，贬低陕北红一方面军，并寻求支持^[21]:244-245。12月22日，林育英复电张国焘，要求注意控制争论^[21]:246。1936年1月6日，张国焘再次以“党中央”名义致电林育英，继续抨击中共中央，但表示服从共产国际指示^[21]:248。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表示张国焘可成立西南局，直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与中共中央保持同等地位^[20]:588-589。

此时，红四方面军部队在南下作战中损失惨重，被中央军、川军压缩在芦山、宝兴地区，粮弹匮乏，张国焘的威望开始动摇^[21]:250。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纷纷要求北上到陕北。1月27日，张国焘被迫表示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谋求党内统一^[21]:253。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张国焘，表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发展，并表示此方针受到共产国际同意^[24][20]:589。南下红军部队决定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3]:479[2]:331-332}；3月，红军攻下这些地区，并就地整编补给^[3]:482，以等候红二、红六军团会师^{[3]:483[2]:340}。此时，部队仅剩四万余人^[20]:600。6月6日，张国焘决定取消第二中央^[25][21]:303。7月初，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2]:353-354，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3]:487-488。并决定北上^[2]:360。

1936年8月初，西北局制定《岷洮西战略计划》，决定攻下岷州、洮州、西固，并率主力向兰州、天水方向前进^{[3]:490-491[2]:370-371}。8月5日，徐向前率领部队攻克漳县^{[3]:491[2]:376}。由于陕北根据地经济情况艰苦，该根据地无法容下三个方面军^[2]:378-380。于是中央决定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行动^[2]:380，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进攻胡宗南部^[3]:496。之后因为战术考虑，中央及西北局纷纷表示放弃该计划^[3]:499，而改为《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在西兰通道以北阻击胡宗南部，并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进军宁夏”^{[3]:499-500[2]:383}。9月23日，张国焘突然决心西渡黄河，占领兰州以北地区^[20]:630。26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西进的困难^[20]:631。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发电，要求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而此时西渡黄河也于红四方面军不利^[20]:633。朱德、张国焘在洮州召开会议，一致决定放弃西渡黄河，按照中央指示北进^[26]。此时，红一方面军也展开策应行动。10月2日，红十五军团攻占会宁^[21]:333。由于当时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签订密约，红二、红四方面军在行军中未有大型交战^[3]:487。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会宁界石铺，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9日，徐向前率部抵达会宁，红四方面军长征结束^{[3]:500[2]:398-399}。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會師，至此长征宣告结束^[27][28]。

西路军作战

在会宁会师前后，中共中央制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红军内部、联合国民党部分友军、逼蒋抗日及停止内战^[3]:501。而西北局势则是红军占领宁夏与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3]:502。而此时蒋介石刚处理完两广事件，随后制定新的剿共计划，即命令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筹备通渭会战^[3]:504。1936年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徐向前与陈昌浩奉中央军委命令，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红三十军负责造船强渡黄河，并先行渡江；红三十一军、红四军、红五军抵挡南部国军进攻、掩护红三十军，跟随渡江^{[3]:507[2]:401-402}。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攻命令。18日，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以国军第1军、37军、3军分兵进攻。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3]:508；同日，国军占领会宁^[3]:509。24日，红三十军强渡黄河，并击溃马家军防线^[3]:510。之后红九军、红五军向河边开进，跟随过河。28日，红四方面军军部渡过黄河^[3]:512；而本打算渡江的红三十一军却被临时取消计划^[3]:512，致使渡过黄河的红军部队无法展开进攻^{[3]:512[2]:405-406}。30日，国军关麟征部进攻靖远，致使河东河西两岸红军被割断。11月3日，中共中央同意河西红军西进，但要求河西红军一部留守一条山、五佛寺地区。同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决定不采用从外蒙援助的办法，改成从新疆援助。红军与马步芳部全线激战。11月6日，陈昌浩、徐向前等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决定西进，于平大古凉占据立足点。同日，陈昌浩、徐向前决定放弃一条山、五佛寺地区。11月7日，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央要求组织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11月8日，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出陕南，四方面军河东2个军组成北路军，待机入晋，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去苏联路线，西路军因此正式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29]。

11月11日，中央来电询问西路军是否有把握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与盛世才部会合^[2]:415，有意让西路军东返。11月12日，西路军领导回复“我们可以完成任务”。徐向前在会上表示西路军已不能在河西走廊耗费兵力时间，应极力进攻新疆，并带部队先向凉州进攻^[3]:522。13日，红九军攻打古浪，吸引马家军主力，但是损失惨重^{[3]:524[2]:417-418}。而红三十军则围困凉州，并继续西进攻占永昌、山丹^[3]:524。此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而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3]:525。徐向前主张部队应抓紧时间西进，而陈昌浩则主张停下、建立根据地为上策。双方争吵激烈，但因陈昌浩是政委，徐向前无法自行从事^{[3]:525-526[2]:419}，于是双方致电中央，而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作战^{[3]:527[2]:420}。此时马家军调整部队开始强攻，双方在四十里铺、东南八坝、水磨关、永昌、山丹发生战役，马家军与红军各损失六千人，西路军只有一万五千人^{[3]:530-531[2]:423}。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马家军因此忽然停止对西路军进攻^{[3]:532[2]:424}。此时西路军内部仍然就东进和西进方针而争执不已，徐向前及大部分西路军将领主张继续西进^[3]:535。24日，中央致电要求东进，以减轻陕北红军压力^{[3]:535[2]:425-426}。而此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中央致电西路军继续此前西进计划^[3]:537。12月底，西路军开始西进，并迅速攻占高台、临泽^[3]:537。此时，中央军委却忽然电告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3]:538。西路军走走停停的战略，使得马家军有足够准备进行追击和围攻^[3]:538。

1937年1月20日，马家军攻占高台，红五军全军覆没^{[3]:539[5]:630[2]:430}。16日，中央电报要求西路军东进^{[3]:539[2]:433}；23日，马家军组织七万兵力开始围剿东进的西路军^[3]:541-542。2月中旬，中央致电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而改为西进^[3]:541-542，并反对西路军东出青海大通^[3]:544。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西进^[2]:434，而此时徐向前与陈昌浩再次就是攻是守产生分歧^[3]:545：陈昌浩主张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并指责徐向前是“右倾逃跑主义”^[3]:545。重返倪家营子后的西路军面临的是马家军的重新围攻^[2]:440，在经过七昼夜的战斗后，西路军再次突围，此时已剩三千余人^{[3]:548[2]:444-446}。

3月14日，部队在石窝山开会^[2]:451，军政委员会决定陈昌浩、徐向前返回延安；现有部队分散打游击^[3]:549。剩下部队兵分三路，由王树声、张荣、李先念分别带队^[2]:45-451，以红三十军剩下的五个营组成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向南，深入祁连山区游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随部行动；以红九军剩下的五千余人及百余骑兵组成右支队，由副总指挥王树声带来向北，一坨祁连山北麓展开游击；以总直特务团两个连和伤病组成中支队，由红五军参谋长毕占云率领就地坚持游击^[30]。其中最后只有李先念带领的一支七百余人部队经过祁连山、抵达新疆^{[3]:550[5]:630[2]:453}；其余河西西路军全军覆没^[5]:630。

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余部红四军5700人、红三十一军5000人及部分直属部队和红二十九军1200人等整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投入抗日战争。

参考文献

• 工农红军编制发展概况


• 
  James Z. Gao.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a (1800-1949). Scarecrow Press. 16 June 2009: 125–126. ISBN 978-0-8108-6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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