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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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已列出參考文獻,但因為沒有文內引註而使來源仍然不明。 (2018年5月26日) |
组成人员 | |
组长 | 陈伯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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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 康 生 陶 铸 |
副组长 | 江 青 王任重 刘志坚 张春桥 |
成员 | 谢镗忠 姚文元 王 力 关 锋 戚本禹 尹 达 穆 欣 郭影秋 郑季翘 杨植霖 刘文珍 |
机构概况 | |
上级机构 |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
机构类型 |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
授权法源 | 五一六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决定 |
联络方式 | |
总部 | |
实际地址 | 北京市 |
机构沿革 | |
成立时间 | 1966年5月28日 |
撤销时间 | 1969年 |
对应机构 |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5月设立的一个机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设立它的初衷是领导文化大革命。但在文革推进过程中,它很快就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1969年中共九大后自动撤去,之后四人帮通过1970年成立的中央组织宣传组继续发挥影响。此时,它的紧跟毛泽东的成员都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主要成員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被告人。陈、康为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另三人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目录
1 歷史
1.1 初始人員
1.2 運作
1.3 小组成员的出局
1.4 恶攻罪
1.5 解散與清算
2 参考文献
3 参见
歷史
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赋予它“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
初始人員
该机构于1966年5月28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人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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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2日增补陶铸(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任中央文革顾问。穆欣曾任办公室主任。下辖有办事组、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办公地点在钓鱼台賓館14号楼。
運作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它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1967年1月12日《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起草)联合署名。“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怀与张闻天已被定性为反党集团,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相继被打倒,1967年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冲击,加之林伯渠与罗荣桓已病故,朱德、陈云、董必武“靠边站”,刘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剩下陈伯达、康生两人。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完成了毛泽东以其秘书班子取代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的过程。
同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权威至高的领导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该碰头会成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小组成员的出局
这是一个人事更换频繁、易于获罪的险地,不少人从这里被投进了秦城监狱(如穆欣、金敬迈、矫玉山、王广宇等)。
1966年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尹达先后在原单位被打倒。担任顾问的陶铸、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于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继被打倒。1967年夏秋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剥夺权力。
- 郭影秋:1966年7月27日-29日被北京市委与中国人民大学。
- 尹达:1966年8月底被中科院历史所
- 张平化:1966年8月30日中央决定他重回湖南主持工作,脱离了中央文革小组
- 郑季翘:1966年11或12月
- 刘文珍:1966年12月
- 王任重:1966年12月27日
- 陶铸:1967年1月4日
- 刘志坚:1967年1月4日
- 杨植霖:1967年初
- 谢镗忠:1967年5月
- 王力:1967年8月30日
- 关锋:1967年8月30日
- 穆欣:1967年9月6日
- 戚本禹: 1968年1月13日
恶攻罪
中央文革的作为引起了联动等组织和社会力量公开或私下的批评、反对、抵制。为了给天下大乱的造反夺权活动提供安全保证,《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被概括为“恶攻罪”)。但这条规定的精神后实际上发展到对适用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全体成员(包括中央文革)——“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奉命追查鲁迅手稿到中央文革驻地查勘,被定性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
寄往中央文革的信可免邮资。有一封1967年8月22日到达北京的从山东省寄“北京文革小组”再改寄“中央文革小组”的实寄封没贴邮票——因为革命组织和红卫兵邮寄文革信件的几项邮资规定中有一条为:如寄件人有实际困难要求免费邮寄的,按部党组电党字第07号密电办理,即可免费,但不必对外宣传。
解散與清算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最后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体进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正常活动,权力运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动消亡。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而此前,在九大上进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的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都被判刑,已故的康生则被开除党籍、撤销悼词、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参考文献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 郑德荣等编《新中国纪事1949—198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 王毅《“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文化基因》
- 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参见
- 文化大革命
-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 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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