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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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派,又稱疑古派,以顧頡剛、钱玄同、胡适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国“新文化運動”以後出現的一個以“疑古辨偽”為特徵的史學、經學研究的學術流派。古史辨派著重對傳統典籍進行批判的分析,不把古籍的傳世版本看作真實原本的版本,認爲“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典籍的傳世版本也是經過歷史上的切割、整理甚至篡改、僞造形成的,利用訓詁學文字比較等方法辨別出典籍在歷史上的演變過程,以此研究國史、經典在不同歷史時間點的狀態。但也被批評将传世文献中的早期历史视之为编造的谎言,导致学界盛行历史虚无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1]目前的學術界普遍認為,雖然疑古派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正確性,但總體上1920年代以來的疑古派實際上“疑古過度”,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之中。[來源請求]




目录





  • 1 《古史辨》


  • 2 重要主張


  • 3 批評


  • 4 另见


  • 5 来源参考


  • 6 外部連結




《古史辨》


《古史辨》,共七巨冊,是“古史辨派”研究成果的匯集。


經十年拓展,五四運動以後,顧頡剛等史學家為探索古史做了不少工作,從1926年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冊,包羅了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萬餘字。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出版,是現代疑古思潮與古史辨派的形成標誌《古史辨》,顧頡剛就特別具有歷史意識,在《古史辨》第一冊寫了一篇長達六萬字的《自序》,強調他倡導、組織古史辨運動的心路歷程,於是他等於開創了古史辨派;胡适曾專文介绍:“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2]第三冊以後,古史辨演化成古書辨,器局日漸促小而瑣碎。



重要主張


古史辨派所辨的“古史”指的主要是紀年、記錄都不明確的上古時代,按照漢代以後大致確立的傳統古史系統,是:盤古開天,經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古史時代到周朝初年結束(從共和元年起有確切紀年),進入有較可靠史料記載的信史時代。其中,古史前段的系統尤其不穩定,在不同傳世古籍中有差異較大的記載。


1923年,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即層累造成說,顧氏認為傳統古史有三個特點:


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


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為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為一個孝子的模範。


第三,在這樣的狀況下,人們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如我們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但可以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


《古史辨》中提出的著名論點包括:


  1.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由於古籍在歷史上的屢次切割、整理、篡改、僞造等,不同歷史時代對古史的認識是不同的,而且越往後古史越編越長、越複雜,人物的特征被叠加,愈来愈神化。;

  2. 禹是动物或是神,是夏人用於鼎器上的紋飾,由於鼎器的重要性被賦予偶像色彩,傳至周時蛻變成上古神人,被認爲是最早的人;


  3. 尧舜禅让说是战国时代墨家所编造,根據較可能保留周代時的古史的典籍中,尧至舜的政權更替並不平和;

  4. 孔子作《春秋》说是儒家所伪造,《春秋》是鲁国史官的集體作品;

  5. 《老子》成书在秦汉之际;

  6. 《尚书》中的《禹贡》作于战国,《尧典》写定于汉武帝时;

  7. 《周礼》是刘歆伪造,先秦典籍不见征引,內容也與周代官制不符,是為王莽託古改制提供藉口或素材,卻在漢之後影響了後續朝代的制度設計;《左传》也为刘歆重编,通過篡改上古世系給漢朝及王莽政權的正統性提供佐證;

  8. “炎帝神农氏”等古史人物名为刘歆所编造,是爲了補全或修改上古世系,使漢朝及王莽新朝的統治符合“五德終始說”的哲學理論;

  9. 夏“少康中兴”的历史是东汉人所编造,爲了影射光武中兴;

  10. 《孔子家语》是王肅伪造。

张国安于其书中称古史辨派在20年代的論戰中慘遭完敗,顾颉刚在论战之后心态极其糟糕,出现了精神崩溃的征兆,甚至多次提及自杀[1]



批評


在當時和以後都有一部分史學家不同意顧頡剛等古史辨派的觀點。廣義的“疑古派”中與古史辨派由於插入點不同而相對的是所謂的信古派,主要由以柳詒徵、竺可楨等為導師的南高史地學派構成。南高史地學派和學衡派交融密切,學衡派中的歷史學家包括柳詒徵、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繆鳳林等,此外還有考古派、釋古派也屬於廣義的疑古派。也有人士認爲至少早期的古史辨派觀點過於激進,受五四思潮影響超越了嚴謹的學術研究方式,後來顧頡剛在編《古史辨》時他也承認“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誇大狂了”。


而在史學界以外,則有相當數量的人士以學術以外的理由對古史辨派表示不滿,其中包括認爲“疑古”是不尊重傳統的保守派,也有認爲辯國史會削弱民族凝聚力的民族主義論調,例如認爲古史辨派是中了西方或日本的文化入侵的圈套、步日本人之后尘,见日本人抹杀中国史就人云亦云(也有文揭露《古史辨》中收录的几篇抄袭和剽窃日本原文的文章)[3]。魯迅曾謂,“其實,他(指顧頡剛)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张国安認為,古史辨派打着“疑古”与“科学”的旗号,掀起了狂飙突起的“疑古思潮”,将传世文献中的中国早期历史的两三千年(古史体系的五帝夏商时代)视之为编造的谎言(或称之为神话),导致学界盛行历史虚无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致使华夏文明及其民族的起源史陷入了灭顶之灾[4]


张国安表示:“胡适主张‘疑古’的时间与其密切参与政治同步,目的在于制造有利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疑古对于他只是手段,随时可弃。顾先生本来是不疑古的,受了‘胡导’之后,变而过激,之所以‘疑古入了迷’,与其性格有关,变成了坚定的信仰。顾颉刚、胡适虽然未必知道自己说法不成立的原因,但他们确实知道这些东西在学术上是苍白无力的。他们不公开认错不是问题,并非不道德,有问题的是他们再次的爆冲,把它们‘美化’成‘史学革命’去吓唬人。结果启蒙压倒了学术,将中国现代学术导向了歧途。角色错位导致了他们的双重失误,干扰了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对学术的自由和学人的尊严产生了破坏性,严重妨碍了学术传统的建立。今天,我们不应盲目相信民国时中西兼通的所谓杂交优势,杂交也可能产生怪物、谬种,而优势是建立在辛苦、繁杂的选择后才有的[1]。”


疑古派提出的一些看法历史上早已有之,例如《古文尚书》属于伪造等等,这本是学术研究常见的争论,但是疑古派刻意将其与否定中国上古史相联系,企图抹杀中国上古史,居心叵测,实乃逆向民族主义。[原創研究?]


二十世纪中国本土考古学兴起后,疑古派的大多数观点不断遭到否定,殷墟的发现彻底终结了商朝是虚构的观点,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等的发现驳斥了中国文明西来说,陶寺遗址、西坡遗址等的发现表明,中国上古时期的传说是有一定历史真实的,并非完全向壁虚构。古文献的不断发现也否定了疑古派的很多观点,例如:《孔子家语》的出土文献否定了顾颉刚的“王肃伪造说”,银雀山汉墓的《孙膑兵法》否定了孙膑是虚构的观点。



另见


  • 二重证据法

  • 何新


来源参考




  1. ^ 1.01.11.2 张国安《顾颉刚和胡适:从论战完败到“史学革命”的大逆转》


  2. ^ 《现代评论》,第4卷第92期


  3. ^ 《京都学派汉学通史》的著述原委 刘正 2010年


  4. ^ 张国安《终结“疑古”》



外部連結


  • 罗志田:〈检讨《古史辨》学理基础的一项早期尝试〉。

  •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

  • 〈孫子兵法論正.疑古謬論綜駁〉

  • 古史辨派

  •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


  • 《顾颉刚和胡适:从论战完败到“史学革命”的大逆转》,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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